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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儒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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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与网易校园联合策划名家讲述类系列栏目《师大名家传记》,本期推出中科院院士孙儒泳先生。孙儒泳先生是我国一位著名生态学家,希望孙先生为人治学的事迹能给大家带来启发。

孙儒泳先生自述—从教55周年感言

今年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的第55个年头。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如果算上四年的大学学习时间,我在北师大的时间将近60年。我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领导、嘉宾、老师和同学,还有远道而来的华南师大生科院的领导和同事。此时此刻我和我的老伴都特别地兴奋和激动,心里感到特别地温暖和幸福。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最隆重、最难忘的时刻,真的谢谢你们!

孙儒泳简介

浙江宁波人,1954年保送到原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研究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师。1984年任教授。1986年为博士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如今,孙儒泳教授虽已年过花甲,但他仍然精神拌擞的耕耘在生态学这块园地上,继续向科学的高峰攀登。

求学时代

动荡岁月中的求学生涯 pic
1933年我七岁,最初进的是杨家边的杨家学堂,结果成绩自然不理想,三年级竟然到了非留级不可的地步。到了小学高年级,我的读书兴趣越来越固定在数学和自然上。1945年7月,我领到了高师的毕业证书,当时李平之老师已经给我发出邀请,让我去奉化某中学任教。但当时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从欣喜峰顶一下跌到了绝望谷底,东迁“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沦陷区颁发的文凭是“假学历”,毕业生是“伪毕业生”,政府不予承认。到了1947年暑假,我觉得自己可以冲刺一下了,就开始考虑投考什么大学。[详细]
pic 早期的师大岁月
来到北京已是1947年,待终于坐到生物系一年级教室里,我发觉一切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生疏。大学学习与中学完全不同,一切得靠自己。我和两个男同学志趣比较接近,都不想浑浑噩噩混张文凭,也不想卷入各种纷争的漩涡,而只想利用读大学时间尽量多学点知识。我们互相学习,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习方法。感谢郭毓彬、汪堃仁、郭毓彬三位老师,令我终生难忘。我提前半年被生物系破格留用担任助教工作。奠定了专攻动物学的专业思想,后来留学苏联时我毅然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 [详细]
留学莫斯科大学(上) pic
1953年,新中国经过三年恢复,急需大批知识分子,被学校生物系推荐出国深造,留学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接下来便是安顿、欢迎会、熟悉校园、参观红场。我当时进了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师从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我做博士学位论文,整整花了三年多时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科学论文,而且是用俄语写的,既无经验,又要遇到汉语俄语的思维嫁接问题。1958年9月举行论文答辩,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四十多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听了我的答辩,以全票通过我的论文为优秀论文。[详细]
pic 留学莫斯科大学(下)
我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是紧张的,同时也是满怀希望的。尤其当我的科研工作让导师纳乌莫夫刮目相看后,系里的师生也对我更加亲近起来,许多人都愿意主动关心帮助我,于是工作也更加顺手了。留学期间,有一件令我终身难忘,且引为恒久动力的大事情,那就是毛主席亲切会见中国留苏学生并做重要讲话之事。谈起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最深刻最难忘的体会是什么,我想说的是:一定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东西。听反面意见让我在学术上尝到了大甜头。 [详细]

动荡岁月

学成归来
1958年秋天,我日夜萦怀的惟有“回国”、“归去”两个词语。可是学位证书迟迟没有发下来。导师纳乌莫夫让我干脆留下来再工作一段时间,至少等副博士论文正式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后再言归国未迟。11月初学位证书终于颁发,我由于归心似箭,便即刻整理行装,告别导师踏上归途。
北师大培养我,器重我,送我出国深造,于我是有恩的。知恩该图报,于是我便回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责无旁贷,于我是绝无问题!
当九十多万字的专著《动物生态学原理》刊行前,我积累的活页纸笔记就厚达一尺多高,卡片盒也用满了三四个,这一切都是一笔一划硬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最初两年的辛苦积累无疑是这本专著的厚实基石。经过两年教学,生态学讲义初步完成,我又将讲义发往国内其他生物系交流修改意见,最终出版的《动物生态学原理》教材得到了生物学界的一致认可,我心中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详细
蹉跎岁月
从1954年秋到1958年初冬,离开祖国整整四年多时间,我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是很朦胧的。在莫斯科,从报纸中知道国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正如火如荼。因为我是党员,所以有资格参加十七级以上的党内干部会议,结果长期远离祖国的劣势就“显性”了。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那还了得!我一下子被划为"另类",成为了党内大小会议无情批判的活靶子。平日不经意间说的“错话”、放的“炮”,也被拿出来示众,以证明我一贯右倾、一贯对党不满。虽然最后我未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但仍被内定为“严重右倾”。业务上工作权利也被剥夺,下放劳动改造自然更是免不了的事。
失败和挫折是很可以磨炼人、让人坚强成熟起来的,任何人生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这里最重要的是自己坚持不倒下。我认为,人要有一个好心态,第一,要有追求、要有事可做;第二,要想得开、放得下。 >>详细
坎坷前行
1962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就有了四清运动。有的人认为校内运动对我教育力度不够,触动不大,于是1965年下半年,我被下派到山西武乡县涌泉公社白沟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1973年开始,我连续四年,随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其间吃住在老乡家,生活虽异乎寻常艰苦,但增长了很多见识,内心比较充实。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经过那几年对鼠疫的调查研究,我基本掌握了鼠疫的流行规律和防治对策,并且对东北、华北各地的鼠类生态也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对我导师的自然疫源地理论,也理解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
科学的个性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尽管看起来,有时它会悖于常情常理——吃了千辛万苦,搞了四年灭鼠拔源,到头来却怀疑灭鼠拔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认为,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搞这项工作不值得。 >>>详细

为人师表

重执教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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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起不断学习奋起直追的念头

    转眼迎来了1977年,那时我已经整50岁了。师大生物系还是决定立即召我回校,参与课题的科研攻关。回到了生物系,我根据领导要求,立即组织动物教研组教师讨论课题和子项目。

    文革结束后,学校也全面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1977年10月在成都召开生物学教材会议,我作为北师大代表被通知履会。会上制定了《动物生态学》教材的大纲,并决定由钱国桢、黄文几、林浩然和我四人合作编写,我们四人合编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动物生态学》上下册,分别于1981年12月和1982年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在《动物生态学》一书编写中约承担了一半工作量,负责编写了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应用生态学和附录四个部分。继《动物生态学》之后,《动物生态学实验指导》也由我校和华东师大合编,于198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详细

乐为人师
作为导师的我,十分欣慰学生对社会的贡献

    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学位制度,也正是那一年,我被定职为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过去我虽培训辅导过进修教师,工作性质有点像带研究生,但毕竟有所区别:培训教师主要是示范和讨论,不像带研究生,要量体裁衣因人而异地指方向、定课题、提要求、列文献,还要授课补缺、实验示范和指导论文写作。

    我经常鼓励学生一定要敢于超过老师。我认为导师的作用只是指导和引路,能不能成为好的研究人员,关键在研究生自己。研究生学位获得者,理应在自己研究课题的领域方面超过自己的导师,这样才能有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实际上,研究生在自己课题研究方面,文献应该要比老师看得多,新的思想也应该先于老师由研究生自己提出来,这才能称作为创新性。我的学生董全的研究既涉及生态学又涉及经济学,其研究成果对牧区经济发展很有现实意义,这让作为导师的我十分欣慰。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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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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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去做

    我是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那年我66岁。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可能算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之一了。这倒不是说我对院士这个头衔有多痴迷,有多梦寐以求,绝非如此。当然也绝不是故作清高,不当一回事儿,我自然很在乎自己的当选。因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意味着学术界,或者说整个社会,对我几十年在科教园地上耕耘、工作的承认和肯定。我对学校、教育部以及各相关部门和领导,深怀感激之情。

    人生是有许多所谓的“逗号”、“句号”,这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个逗号看作是一个个小句号。比如一本著作问世、一篇论文杀青、一个研究生出站、一次出国访问完成、一届任职期满都可画上一个句号。有人说,人生最大欣慰在于能把一个个句号换成逗号。从这个角度看,我无疑是个幸福者,因为至今仍不断在把句号改换成逗号。 >>详细

学术活动

我与生态学会

    1979年11月27日,在昆明市正式举行中国生态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马世骏教授为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负责生态学的教育和科普工作。

    1987年11月在成都举行了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大会主题鲜明而响亮:“生态学与国民经济发展”。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5人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接着第一次理事会议选出了23名常务理事。理事会全票一致推选我担任理事长。 [详细]

我的“取经”历程
自“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我就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国外的先进东西。第一次是纽约之行。1986年8月,第四次国际生态学会议在美国纽约州雪城举行。同年的牛津之行,我看到了久负盛名的皇家学会主席团会议厅,许多大科学家正是在那里宣读了自己的成果并一举成名的。接着我去了苏格兰格拉斯哥的陆地生态研究所,与摩斯教授进行了深入交谈。接着访问了阿伯丁大学动物系,与瑞森教授见面。

1979年11月27日,在昆明市正式举行中国生态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马世骏教授为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负责生态学的教育和科普工作。1989年,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派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人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第五次国际兽类学会议。1993年,我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参加研讨国际冬眠(低温生存)问题。此次我随布鲁斯·旺德教授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系访问。 [详细]

老照片

苏联留学
苏联留学
对学生谆谆教诲
对学生谆谆教诲
实验室与导师做实验
实验室与导师做实验
孙儒泳先生给学生上课
孙儒泳先生给学生上课
孙儒泳
孙儒泳
出行
出行
伏案写作
伏案写作
大会合影
大会合影
1992年与同学合影
1992年与同学合影
下乡劳动
下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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